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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工商业主，不是困在土地上的农民。

    他们是可以走的。

    而行商更是可以避开县城，大不了就不来你们城市做买卖就是了。

    当官府明白了这一点后，这种改变就是从内而外的。

    首先就是很多县城取消了歧视性的政策，比如商人不能穿绸缎之类的。

    其次就是承认他们合法产业的收入，严禁不法胥吏骚扰，打击影响商业活动的地痞无赖黑帮。

    最后就是给出一些土地和政策上的优惠条件，鼓励商人开办工坊。

    事情发展的时候，还收获了一个意外的结果。

    在获得更多商税后，官府也养得起更多新吏，结果就是官府的办事效率和廉洁度都提升了。

    京畿地区的百姓，不少也都是识字的。

    经过《商报》等报纸的宣传，就是最保守的士大夫也要承认，县里的发展确实和商人交税有关。

    顺天府发生的事情，就是苏泽四民道德理论的一个验证。

    商人要获得权力，就必须要完成自己的义务。

    依法纳税，就是商人的义务。

    商人愿意承担义务，那官府也就会保障他们的权利。

    范宽明白了这个道理，所以才力劝范宝贤，联络山西籍的官员和名士，请求在山西征收商税，进行新吏改革。

    范宝贤拿着这份请愿书，对着范宽说道：

    “容我思考一下，过几日再给你答复。”

    ——

    《请扩围吏科试并新吏改革疏》

    苏泽这封奏疏送到通政邮递司，杨思忠悬着心放松了一些。

    苏二疏本月终于上疏了！

    而这份奏疏的内容，杨思忠也觉得没什么意外。

    这份奏疏的内容很简单，就是总结了吏科试的成效，建议朝廷在更多的地区推行吏科试和新吏改革。

    苏泽在奏疏中夸赞了房山县的变化，房山县户曹新吏张明远被树立为模范，苏泽列举了张明远为了盘活房山县的琉璃官窑，做出哪些工作。

    苏泽又介绍了房山县的变化，现在的房山县已经成为京畿地区的玻璃主产地，房山县所出产的五色玻璃甚至反过来出口海外。

    整个房山县的商税从微乎其微，增长到去年田税的一半还多。

    而房山县令林秉正，利用县衙多余的资金，在县里建设养济院和孤老院，又兴修了房山县的水利和漕运设施。

    房山县又打压县内的犯罪活动，新吏组成的捕快们，打掉了房山县内几个黑恶团伙，房山县内的治安情况大为好转。

    苏泽将房山县的变化，归结为吏科试选拔了合格的人才。

    而顺天府的税制改革也说明了，在有可靠新吏的支持下，一个县是可以在取得商税的同时，也能保持县里的稳定发展，还能做出比以前更好的政绩来。

    苏泽在奏疏中，请求朝堂嘉奖房山县令林秉正，房山县里张明远，从而更好的督促顺天府内的官吏推动商税改革。

    最后，苏泽建议朝廷在更多省开展吏科试，开征商税。

    杨思忠读完后，也只能感慨苏泽的手段高明。

    水晶宫博览会、吏科试、商税改革，苏泽推动的国策，从来都不会画饼或者讲什么大道理，而是将利害得失都明确的摆在所有人面前。

    顺天府的改革成果大家都能看到，你要反对苏泽，总要提出一个更好的方案来吧？

    当然，杨思忠也没有那么乐观。

    这封奏疏的反对声浪一定是很大的。

    杨思忠掌管通政邮递司，手中握着大量的情报，苏泽在奏疏中其实也有一个致命的漏洞。

    那就是，并不是所有的工商业主，都是赞同他的。

    如今京畿地区，支持商税改革的工商业主，往往是最近崛起的工商业主。

    这批人都有差不多共同特点。

    他们要么是通过新技术，在旧产业获得技术优势的工坊主，比如使用新机器的北方丝棉产业主。

    要么那干脆是新行业的工商业主，比如制皂业主，毛纺业主，制糖制酒业主。

    杨思忠将他们定义为“工商新贵”。

    这些人都是从产业和政策的改革中获得好处的人，甚至可以说都是从苏泽推动的技术变革中获得红利的人，他们显然亲近苏泽，支持苏泽的政策。

    这些人还有一个特点，他们都是刚刚获得财富，所以家族的社会地位还比较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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